合作之中充满矛盾，是很自然的现象。特别是像苏联和国民党这样的为了战略利益的合作，一旦合作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，当然会疏远甚至敌对。

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思想差别，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一直处于摇摆状态。从最终目标来看，共产党是会“革”当时国民党中大多数领导人的“命”的——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。所以体现到合作过程中，就会时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，甚至在一些时候表现为激烈的、面对面的冲突。其中“西山会议派”就是代表，他们在1925年11月的一个不足法定人数的“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” 上通过决议，要求停止与共产党的合作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洗出去。

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，短期看更是利益之争。如前所述，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，是一个稳定的、和平的东方邻居，可以充当本国的战略屏障。于是才有了与孙中山、国民党的合作，有了对他的支持和帮助。但是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拥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，这一点，对任何一个潜在的合作者，都是巨大的诱惑。

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促使分裂，一些人亲苏、一些人亲日、一些人亲美，纷纷寻找自己的“靠山”。美英能轻易地在国民党内部找到代理人。这个人，就是蒋介石。他们的结合，同样是“利益先导”，并不是无故地“互生好感”。

在蒋介石漫长的一生中，对他有各种不同的、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评价。“一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；另一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。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；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。然而，不论敌友，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。”蒋介石迅速倒向美英怀抱。当占领了富庶的长三角区域，有了一定“本钱”之后，于1927年4月开始“清党”——共产党称之为“四一二政变”。继这一为了“主义”——更多地为了权利——的“血洗”后，广州、福建、湖南等相继加入了这一阵营（还有后来的武汉），他们把一致反对的目标首当其冲地对准了对革命立下大功的、正在蓬勃兴起的、势力日益扩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
这个非凡的人，后来还会遇到另一个非凡的人——毛泽东。但在当时，毛默默无闻，未能进入蒋的视野，更没进入苏联（通过共产国际）的视野。蒋介石要对付的，首先是继续与苏联合作的武汉国民党政府。这个政府的领袖，是汪精卫。

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亲苏的国民党人士（被称为国民党“左派”）在武汉设有正式的国民党政府，继续着孙中山的方针策略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，准备北伐中原，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，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。在“四一二事变”发生不久的四月十七日，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谴责蒋介石的行动，通过了一道详列蒋介石十二大罪状的命令，把蒋开除出党，并撤销他一切职务。

（待续）